□　叢新強

　　如按照代際角度來劃分的話,新時期以來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下半期,山東作家的主導大致是40后和50后；從上個世紀末至今,應該說60后和70后的作家比較活躍。進一步而言,40后和50后作家在當代文壇的個體影響力顯著,成就斐然；60后和70后作家的整體實力位于全國前列,能夠整體推出來還是比較突出的現象,但個體影響力則有待于突破代際的規(guī)定性。
　　總體而論,齊魯文學走的是一條現實主義的精神傳統,有與時代同步的感覺,也形成了各自的創(chuàng)作風格。新時期以來的山東小說家,比如王潤滋創(chuàng)作的道德倫理主題、矯健以《河魂》為代表的反思歷史和人性、尤鳳偉的“二戰(zhàn)題材”、畢四海對農民文化的審視、馬瑞芳對“新儒林”靈魂的拷問、李存葆對軍營生活的直面、李貫通“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劉玉堂“釣魚臺系列”中的溫柔和力量、趙德發(fā)的農村小說和近期的宗教題材創(chuàng)作等等,更不用說張煒對人性與歷史的考辨和精神力量的堅守、莫言的“為老百姓寫作”的立場及其普世主義價值。可以說,齊魯文學創(chuàng)造了相當的輝煌和影響。
　　對于60后和70后作家,山東作協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初和第二個十年之初集中推出了兩批文學“魯軍”新銳作家。分別是2001年整體推出的張繼、凌可新、王方晨、路也、劉玉棟、老虎、陳原、王黎明、張宏森,2012年整體推出的宗利華、東紫、常芳、張銳強、艾瑪、王秀梅、柏祥偉、王宗坤、王夫剛、簡默。而且,已經先后推出四批簽約制作家。在關懷現實的統領下,他們大多表現出自己的創(chuàng)作特點。比如,張繼的小說特別會講農村的故事,揭示生存的法則和錯位狀態(tài),像《殺羊》《一個村長的來信》；凌可新很善于創(chuàng)設一種意境,像《毛驢與嗩吶的傳奇》達到了人性和藝術的高度完美,超越了政治派別和階級性；王方晨對于精神桎梏的某種揭示,像《霜晨月》《桃桃之役》《說著玩兒的》；路也的反諷式寫作,對于愛情和婚姻、人文和學術的徹底解構至今有其生命力；劉玉棟對于生存環(huán)境的充分關注,像《我們分到了土地》已經相當成熟。再就是最近的宗利華的小說,對于情感心理的細膩體驗老到而深刻并能夠引起共鳴,像《天黑請閉眼》《香樹街104號》《香樹街10號》。張銳強的小說特點也比較突出,《十字繡》中的女狙擊手面對阻止罪惡和剝奪生命的兩難選擇,在不經意間而獲得精神洗禮和身心救贖。其實,文學傳達的正是人性的善惡轉換和寬容博愛�！睹纥c師》則是以小人物命運切入大歷史敘事,各種立場接踵而至,堅守大半生的李續(xù)壽至死不能理解,他那樣的面點師會被餓死。簡單一筆,不難發(fā)現作品中隱含的反思與批判。另外的《馬賽曲》《聲聲慢》《寫書》等作品中,寫的大都是“藝人”的生存,借此表達出藝術對于現實的否定和制衡。常芳的小說創(chuàng)作逐漸呈現出從現實生活的日常性講述向厚重歷史的宏大敘事轉換的傾向。長篇小說《愛情史》《桃花流水》《第五戰(zhàn)區(qū)》以個人化敘事切入家族式倫理,講述了普遍狀態(tài)的中國化故事。柏祥偉的小說故事比較曲折,善于自然推進,往往從一件日常事件入手,不斷延伸出更為出乎意料的故事,比如《羊的事》《水煮水》。王秀梅的小說相當精致,藝術感覺好,突出精神性的生存狀態(tài),《坦克》的故事既是對社會問題和矛盾的展現,更是對人性善惡選擇及隱秘心理的揭示。
　　顯而易見,山東作家一直在顯示著實力,但60后、70后的成績與影響力還不成正比。當然,成長中的這些作家還主要側重于表現當下的生活,缺乏必要的歷史和人性的反思,在文學藝術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方面還有所欠缺,這是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
　　一般而言,山東作家的政治意識和道德感相對較強,所以如何把政治性轉化為社會責任和人性反思,提升為一種人文關懷意識,這樣就可能成為文學性的表達。或者怎樣對政治和道德進行一種文學性的超越,進而對與山東作家密切相關的齊魯文化本身實現超越。因為文化不等同于文學,它只能成為文學的資源或內在性價值。對60后和70后作家來說,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超越大致類同的生活經歷,才能實現自身個體的獨特表達；怎樣透過現實表面,才能進行靈魂深處的揭示。他們大多對現實的體驗相對薄弱,缺乏觸及現實背后人性內涵的深度,包括對于文學本體的理解也是一個問題。我們對照莫言、張煒、趙德發(fā)的作品,其根本之處還是在于對歷史和人性的反思。這是文學的永恒特性。有的作家把文學與社會其他領域有點混淆,有點像社會流水賬,故事講完就完了,而且是個俗套故事,感覺欠缺很多,沒有發(fā)現任何的反思和另外的可能性。我們看到,創(chuàng)作生命力強的作家往往會從民間文化中汲取資源,但很多70后作家還缺乏這種自覺意識。除了諸如讀書學習等外在條件外,寫作還要有文化的認可和文化的支撐。作家一定要找到一個價值立場,如果沒有自己的價值立場,寫作很難有生命力。像張煒、莫言、趙德發(fā)這樣的知名作家,都有自己的價值立場或者信仰立場在其中。而60后、70后作家中,具有明顯創(chuàng)作立場的還較少,甚至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寫作者有沒有建立一種文化自覺以及作家個體的文化選擇,對創(chuàng)作生命力至關重要。
　　文學批評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也是至關重要。其實,真正能聽得進批評聲音的作家才是難能可貴的。這就涉及到作家的胸懷,當然批評家必須點到關鍵之處,這是雙方互動的基礎。認真的態(tài)度、專業(yè)的學養(yǎng)很重要,不是故弄玄虛,不是為批評而批評,雙方之間找到溝通的契合點。應該是鼓勵性的、善意的,不是為了批評家自己而故意制造噱頭、而故意批評。今天的確存在這樣的批評,純粹為自己而批評對方,不是為作家而批評。出發(fā)點首先是為作家的,否則很容易產生互不認可甚至對立。
　　面對日益同質化的成長經歷、教育背景、日常生活乃至素材選擇,如何在平常中有所突破,奠定屬于自己的獨特性,成為最為迫切的問題。如何從個體的經驗和體驗出發(fā),尋找出具有人類普遍價值意義的表達,應當成為創(chuàng)作和批評著力思考的根本問題。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山東省首批簽約文學評論家)